六四血腥清场内幕
——吴仁华的历史见证

1989年“六四事件”已经过去18年，许多事实真相至今仍有争议。在六四18周年纪念前夕，当年亲历“中国历史上最血腥一夜”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前研究室主任吴仁华，出版《1989年天安门广场血腥清场内幕》（简称“清场内幕”），这是迄今为止最完整记录六四事件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过程的见证。
捷克流亡诗人米兰?昆德拉说：“人与强权的斗争，即记忆与遗忘的斗争。”“清场内幕”作者吴仁华引用米兰·昆德拉的名言，希望世人不要忘记六四悲剧。
他指出，六四事件后，北京当局一再开动各种宣传机器，极力掩盖与回避六四镇压的事实真相。而海内外的许多有志之士，一直致力“毋忘六四”的工作，但“也有些人在配合杀人者，呼吁人们忘记这件事，忘记这一天……。对于一宗曾经震惊世界和改变了世界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而言，这是很不应该，也是令人颇为痛心的事情。”

自古忠孝难两全
吴仁华原籍浙江温州，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先后获学士及硕士学位。作为一位曾经接受七年专业训练的历史文献学者，尤其亲身经历了六四事件，吴仁华认为有义务和责任为六四留下一份可靠的历史纪录。
六四事件后，为了死难者，为了营救狱中的难友，为了向国际社会说明真相，吴仁华放弃安逸的大学教职生活，舍弃个人大好前程，在1990年3月初一个寒冷的风雨之夜，把生命交给大海，遍体鳞伤冒死游到彼岸。……
吴仁华1990年7月获美国政治庇护，长居洛杉矶。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17年来，他“得到天空，失去大地”，也失去讲台和学生，经济拮据，生活清苦，但他充分发挥温州人“既能当老板，也能睡地板”的精神，“念兹在兹，始终没有放弃努力”。直至今日，终于完成30万字的“清场内幕”，了却多年心愿。
艰辛的流亡生活没有磨灭吴仁华的意志，“对此，我永不言悔。”但是，他始终舍弃不了亲情，最痛心的是17年来未能对寡母侍奉尽孝，甚至连见一面都做不到。
随着岁月的流逝，吴仁华“对守寡多年辛苦抚养五个子女成人的母亲的愧疚之情日益深重。我知道，当年自己不告而别、远走异国他乡之举，对母亲的打击和伤害有多么大。”
为此，“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吴仁华，在内心对母亲吶喊：“我苦难的母亲啊，您能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儿子吗？”

舍身取义 视死如归
尽管六四已经过去18年，重温当年“中国历史最血腥的一夜”，仍然令人热血沸腾，悲愤填膺。
“清场内幕”主要记录1989年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的整个过程，时间从1989年6月3日中午开始，到6月4日上午10时结束。全书30万字，内容丰富翔实。吴仁华期望透过此书，令世人对整个六四事件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了解。
此书对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作了具体突出的描述，例如：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的完整过程；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绝食四君子”与戒严部队的接触谈判情况；柴玲、李录、封从德等学生领袖从拒绝撤离到决定撤离的过程；哪些解放军部队参加了六四镇压行动；哪支解放军部队最先抵达天安门广场；哪支解放军部队杀人最多最凶狠、哪些解放军部队和高级将领抗命；那些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立功受奖、升官晋级；北京民众阻挡解放军部队的英勇事迹；医务人员如何在枪林弹雨中救死扶伤；新闻工作者如何不惜流血牺牲记录历史；六部口坦克追轧学生撤退队伍辗死11名学生的现场目击；“焚烧天安门城楼事件”真相等。
此书也着重阐明了一些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例如：天安门广场有没有死人？吴仁华指出，本来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以外杀人和在天安门广场杀人，并没有本质区别，不必特别说明，但由于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六四事件”后不久，前国防部长迟浩田访美时甚至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因此，吴仁华列举北京农业大学学生戴金平和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程仁兴在天安门广场被枪杀的事实，使此一弥天大谎不攻自破。
此外，在清场过程中，坦克是否曾经辗压帐篷？以及帐篷中是否有学生？传闻戒严部队和公安部门销尸灭迹，导致许多遇难者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是否真有其事？陆军第38集团军在镇压过程中并非“正义之师”，反而是杀人最多的“虎狼之师”，其次是空军第15空降军；还有，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的进军命令和开枪命令何时下达等。
此书用相当多的篇幅，叙述北京各界民众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及和平请愿的学生，奋不顾身用血肉之躯阻挡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戒严部队进城，死伤惨重。
吴仁华在书中指出，“我由衷地敬佩北京的工人弟兄们，他们虽然文化素质不是很高，也不善于辞令，但是，他们却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惊人的英勇无私精神。实际上，在八九民主运动中，最具有道德勇气、牺牲最惨重的不是学生，更不是知识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保护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他们一直在用血肉之躯阻挡着武装到牙齿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浴血奋战，奋不顾身。他们绝大多数人手无寸铁，少数人手中仅有的“武器”，也无非只是些砖头石块和棍棒而已，与戒严部队军人的冲锋枪、机枪以至于装甲车、坦克相比，显得多么地微不足道！”
直至今天，吴仁华仍然认为，“北京各界民众视死如归、舍身取义的精神，是八九民主运动留给历史和后人最宝贵的遗产之一。”
吴仁华任职中国政法大学多年，深受中国考据学传统的影响，崇尚实证，也深知法律的尊严。他强调，“我谨以人格和良知起誓，此书所记叙的一切，都是历史的真实，绝无丝毫的虚妄，无论何时何地，我都愿意并完全能够承担一切责任。”

撼动人心的悲壮
吴仁华指出，戒严部队开枪杀人事件，在6月3日晚上10时至6月4日凌晨1时30分，主要发生在西长安街的木樨地、复兴门立交桥、西单路口，以及天安门城楼附近和天安门广场北端，开枪的部队主要是陆军第38集团军。其次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南面的虎坊桥、天桥、珠市口、前门一带的开枪事件，主要是空军第15空降军所为。
6月4日凌晨零时15分许，一辆戒严部队的装甲车开足马力，由西往东沿着长安街从天安门城楼前急驶而过。“驾驶员真的很疯狂”。
许多愤怒的民众纷纷捡起石块投向装甲车，并有不少人挥舞着棍棒轮番冲向装甲车，“对于装甲车这类钢铁庞然大物来说，这些民众的举动近乎唐吉诃德斗风车，然而，这是一场灵肉与钢铁的撞击，这里并没有丝毫的喜剧色彩，只有撼动人心的悲壮。”
这两辆装甲车的编号分别为“337”和“339”，以天安门城楼为中心，在人潮汹涌的长安街上旁若无人不停地来回高速奔驰，连拐弯时都似乎不减速。
当时在现场的吴仁华，目睹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人与装甲车的大战”。
6 月 4 日凌晨零时 30 分许，又有两辆装甲车一先一后、时间相隔不到 5 分钟，从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前门方向分别进入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的大道，风驰电掣般地前进，一路上横冲直撞，撞开或辗过任何障碍物。这两辆装甲车也是属于陆军第 38 集团军第 112 师的装甲车队。
“清场内幕”描述，“其中一辆装甲车高速驶达东长安街建国门立交桥附近，竟然将正在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陆军第39集团军第115师的一辆军用卡车迎面撞翻在地，不少官兵被拋出车外，将一名士兵的头部辗爆，当场死亡，脑浆、鲜血溅了一地，另外有十多名士兵不同程度地受伤。这辆装甲车肇事后继续前进，并没有停下来。从军用卡车车厢被拋到地上的士兵们跳起身来纷纷破口大骂，大声叫嚷：“老子不干了！他妈的，老子不干了！”一位基层军官怒不可遏，从腰间拔出手枪，带领着一群士兵奋力追赶肇事的装甲车，喝令装甲车停下来，但没有见效。”
面对军中同袍的伤亡，这一群官兵群情激愤，有的人把枪都摔了，有的人说要为战友复仇。……
6月4日凌晨1时许，在长安街上来回窜动多时的003号装甲车，在天安门城楼东侧靠近观礼台的地方，不知是被交通隔离墩上的钢筋卡住了履带，还是被民众用铁棍插进了履带，在原地不断地前后转动，依然无法脱困。大批愤怒的民众乘机蜂拥而上，在几名复员军人的指导下，先是用棍棒撬砸，继而又用棉被铺盖上去烧烤，大火腾空而起。
约10分钟左右，首先是两名头戴钢盔的中年军人忍耐不住高温而钻出装甲车逃生，随后驾驶员也出来了。这三名军人立即遭到一群民众围殴，有人更吆喝着要把其中一名军人拋到天安门城楼前的护城河里。一位中年人挤不进去，在人群背后用已经沙哑了的声音着急地呼喊劝止：“不要动武！不要给人制造镇压借口！”

学生舍身保护军人
多数民众早已经被西长安街上的屠杀激怒了，根本不听劝告。有民众说，这辆装甲车在东长安街建国门外撞死撞伤了不少人，不能轻易饶恕这些杀人犯，应该血债血还。十多个学生挺身而出，迅速挤上前去，形成一个保护圈，将三名军人团团围在当中，并紧紧抱住已经头破血流的军人，以自己的身体护住他们，同时苦苦劝说在场的民众冷静，不要伤害军人，因为他们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一时间，许多拳头和杂物误落到了这些学生的身上。如果不是这十几位学生的竭力保护，并将这三名军人一路护送到北京市红十字会设在天安门广场的临时急救站，这三名军人必定丧生于愤怒的民众之手。为了保护这三名军人，一位学生还被民众误伤，头破血流。
“清场内幕”写道，“戒严部队的军人都已经大开杀戒了，这些学生还对三名军人竭力予以保护，实在是够理性、够善良的！”
1989年6月28日的《人民日报》，刊登某师副师长佟喜刚大校一篇题为《“共和国卫士”精神永放光彩》的文章，文中对当时003号装甲车的情况有所着墨，但只谈到佟喜刚等三位军人的所谓英勇举动和“暴徒”们的行为，刻意回避了十几名学生对佟喜刚等人奋不顾身的救护。
　
正义之师竟是虎狼之师
佟喜刚事后写了一篇题为《浴血金水桥》的文章记录此事（见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的《戒严一日》），文中引用装甲车专业军士驾驶员赵斌的一段回忆：
“突然正前方二百米处从路旁窜出两个人，拖起一个隔离墩直朝我车跑来，我先是一怔，怎么办？躲，对方也会左右移动，随车而变化。倒不如……我加大油门，方向丝毫不改，径向前冲。每隔十余米路上就有一处路障。我开动脑筋，正确分析，果断处置，能撞则撞，能轧则轧。说心里话还是躲得多。因为每撞一个障碍物，像岗亭、油桶什么的心里就一阵难受，为国家的财产而可惜。”
吴仁华指出，从赵斌的回忆中，“既可见解放军军人的素质之低，也可见中共当局平常都向解放军军人灌输了些什么可怕的思想观念，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但在他们的眼里，价值竟然不如岗亭、油桶之类的“国家财产”。活生生的人可以不用躲避，“方向丝毫不改，径向前冲”，照撞照辗不误，而每撞一个障碍物，像岗亭、油桶什么的心里就一阵难受，为国家的财产而可惜。也只有这样素质的军人，才会制造了血腥屠杀平民百姓的事件。”
相比之下，在戒严部队开枪杀人之后，许多北京市民和学生虽然极度愤怒和悲伤，但仍然怀着一颗善良的心，千方百计地保护迷路和掉队的数以百计的戒严部队军人，并将一些受伤的军人及时护送到医院救治。“如果不是这样，面对北京城内数十万计的被屠杀事件激怒了的“暴徒”，整个六四事件中，死亡的戒严部队军人和武装警察部队军人，将绝对不止15人。”
六四事件后，北京当局颁布37名“共和国卫士”名单，包括15名死者和22名伤者。

六名军人死于自己之手
死者中有六名军人隶属陆军第38集团军，不过，他们不是被愤怒的“暴徒”打死，而是在西长安街翠微路口因为转弯时车速过快，翻车后油箱爆炸起火，被困在满车的防暴器材中活活烧死。
吴仁华指出，第38集团军是六四事件中杀人最多最凶狠的一支部队，将西长安街杀成了一条血路，他们历经四个小时，突破数以十万计学生和市民的重重堵截，挺进到天安门广场，除上述六名翻车死亡的“共和国卫士”外，没有任何一人被愤怒的“暴徒”打死。
从上述15名军人的死亡时间来看，他们都是在6月3日晚上10时许戒严部队开枪镇压之后死亡的，“这也充分证明军队开枪镇压在先、群众暴力反抗于后的事实”。
随着第38集团军部队的挺进，天安门城楼一带枪弹横飞，不少学生和市民中弹伤亡。许多民众冒着生命危险，自动自发地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者。一位勇敢的北京市民，独自用平板车在戒严部队的火网中，至少拉了21趟受伤者。
　
红十字车被乱枪扫射
正当医务人员和志愿救护者在天安门城楼东侧的中国公安部北门前，紧急为一些受伤的学生和市民处理伤口时，从东面沿着东长安街开来了一辆大信道式公共汽车，这是一辆插有红十字旗帜，临时用来运送伤者的车辆，车上约有十几名见义勇为的志愿救护者，一些伤者迅速被抬上车去。
司机大概想再救载更多的伤者，继续向西行驶，也就是向第38军挺进过来的方向开去，尚未接近天安门城楼前的金水桥，就被密集的枪弹包围，车子前后的窗玻璃都被打碎了。
枪声暂停之际，车内一个年轻人爬到车厢前面，奋不顾身地取下插在车头、印有红十字的白旗，使劲摇晃着，向戒严部队军人说明救死护伤的目的。当时在车上的志愿救护者史鉴的白上衣上绣有红十字的标记，他冒险从车窗探出身子，向不远处的戒严部队军人大声呼喊：“请你们不要开枪，我们是救护受伤者的！”并且向他们示意车上的红十字标记。
在史鉴向戒严部队军人喊话表明志愿救护者的身分和救人目的后，车上的志愿救护者继续抢救伤者，汽车也重新激活。“突然间，猛烈的枪声再次笼罩了车子，车厢前部分有人中弹倒下了。车子里的志愿救护者震惊了！谁也没有想到在表明救护者的身分后，竟然会再次遭到戒严部队军人的开枪射击，他们是抢救受伤者的志愿救护者，而且还打着红十字的旗帜啊！”
军官近距离连开三枪
在天安门城楼东侧的观礼台附近，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的纠察队总队长张健，被陆军第38集团军一名中校军官用五四式手枪近距离连开三枪，右膝盖受伤，右大腿肱骨粉碎性骨折，一颗子弹头至今遗留在体内。
张健当年只有18岁，正在北京体育运动学校求学。6月3日午夜时分，西长安街一带学生纠察队和市民组成的防线，已经被戒严部队强行突破，死伤惨重。张健带领两、三百名纠察队员赶过去。
在新华门附近，张健看到戒严部队的军人一边走，一边端着冲锋枪四处扫射，不少躲避不及的民众中弹倒下。张健附近就有两名纠察队员中弹倒地。大家情绪极其激动，对着戒严部队的军人高喊：“人民军队爱人民！”……
这时候，一辆大型的公共汽车越过人群直接开到戒严部队军人的前面。密集的枪声随即响起，顿时把这辆公共汽车打的像筛子眼一样，浑身都是枪眼。随后军人端枪冲到车上，揪着那些浑身是血的人的头发，把他们一一拽下车来。在一瞬间，张健看到被捕者中有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秘书长郭海峰。
张健此时与大家一起呼喊：“不准打人！你们放了他！放了他！”戒严部队的军人又举枪射击，几个人纷纷中弹倒下。
这时张健的情绪非常激动。他撩起上衣直至胸前，对着戒严部队领队的一名中校军官高喊：“我们都是学生，我们没有武器，人民军队爱人民。如果你们想杀死我们的话，我就是你现在看到的纠察队员的头。要杀你就先杀死我！”这名军官当时距离张健只有十米远，清楚地听到了他的叫喊，随即举起一把五四式手枪瞄准他，毫不留情连开三枪。
这时候，一批纠察队员奋不顾身冲上前来，企图抢救受伤的张健。枪声再次响成一片，又有几个人中弹倒下。张健虽然身负重伤，但头脑还比较清醒，他对企图再次上来抢救他的几名纠察队员喊道：“危险！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但他还是听到一阵急速靠近的脚步声，并伴随着女孩子的哭声，原来有许多女学生冲过来救他。
当时，天安门广场上一辆急救车都没有了，只有一辆被打坏了的121型号的汽车。张健看到躺在他旁边有三位伤者，其中一伤者胸口中了三枪，另一名伤者被子弹穿进了鼻子。张健由于流血过多，后来陷入半昏迷状态。纠察队员们马上把他和其它伤者抬上汽车，一路上近百人接替着推车，一直把体积庞大的汽车用人手推到同仁医院，那一幕非常感人。
张健回忆说，与他同一辆车送到同仁医院的还有四位伤者，伤势都很严重，其中三名伤者死于送医途中，另一名死在手术台上。

38军长徐勤先拒当历史罪人
在六四事件中，从公主坟路口到天安门城楼约七公里路程的西长安街一带，是杀人最多、情况最惨烈的地方，而从这一路线杀到天安门广场的正是陆军第38集团军。但在六四事件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北京学生和市民纷纷传说陆军第27集团军是屠杀民众的主要部队，38军则成了反对屠杀民众的部队，甚至说成站到人民一边，对27军动武。
据吴仁华调查，误传事出有因，因为38军军长徐勤先中将在接到中央军委命令他率部进京执行戒严任务后，托病住院，拒绝参与镇压。徐勤先抗命之事当时在北京广为流传，外界因此对他深为敬佩，出于爱屋及乌的心理，进而不相信、也不愿相信38军会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大开杀戒。
“徐勤先抗命之举，不仅为他的个人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成了六四事件中引人注目的一起重要事件。”
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现任解放军空军副政委的刘亚洲中将在担任成都军区空军政治委员时，曾在云南省某空军基地做了一次题为《信念与道德》的内部报告，透露徐勤先拒绝带兵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情况。
当时戒严部队指挥部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亲自赶赴河北省保定市向徐勤先传达中央军委的命令，要他带兵进京执行戒严任务，为徐勤先拒绝。他最终被撤职、遭逮捕，后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他拒不认罪，也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掷地有声扔下一句话：“不是历史的功臣，就是历史的罪人！”
在受审时，徐勤先平静地说：“人民军队从来没有镇压人民的历史，我绝对不能玷污这个历史。”
徐勤先身为解放军第一王牌军的军长，也是当时唯一挂中将军衔的军长，在解放军中广受尊敬，就连刘亚洲在那次内部报告中，也承认“徐勤先是解放军中少有的懂得现代化军事理论和善于使用现代化武器的少壮派将领，本来有着远大的前程”。

第15空降军沾满鲜血
谈到六四事件，人们都只注意到27军和38军，几乎没有人注意与38集团军同时抵达天安门广场的第15空降军部队。这支从天安门广场南面杀到的戒严部队，隶属广州军区空军特种伞兵部队，是当时解放军唯一的空降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受过特殊训练，战斗力强，武器装备精良。
这支空降军在向天安门广场强行挺进的过程中，几乎人手一支冲锋枪，一路开枪挺进，下手毫不留情，沿途在虎坊桥、天桥、珠市口、前门等地，尤其是在珠市口，打死打伤不少民众。这条路线遇难人数仅次于西长安街。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所着的《六四死难者名单》一书，许多死难者就是死于第15空降军的进军路线，包括年仅17岁的高中二年级学生张建等。
第15空降军部队在抵达天安门广场后曾经开枪杀人，是不争事实。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1986级硕士研究生戴金平就是在第15空降军抵达天安门广场时，在东南部的“毛主席纪念堂”附近被枪杀。
另一位死于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是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八七级双学士（相当于硕士研究生学历）班学生程仁兴，他是在广场北端升国旗的地方被戒严部队军人枪杀的。
程仁兴是第一个为外界所知的在天安门广场遇难的学生。中国人民大学校方事后曾派专人详细调查他的遇难情况，留下一份内部调查报告，但从来没有公布过。“中国官方在六四事件后将有关程仁兴的档案予以封存”。
最先公开程仁兴在天安门广场遇害的是他的班主任范琦勇。范琦勇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八三级硕士研究生，与吴仁华是同年级、住隔壁宿舍的朋友。六四事件后，作为班主任的范琦勇曾到多家医院寻找，好不容易才找到程仁兴的遗体。
　
血的事实震撼军心
“清场内幕”中提到消极抗命的陆军第28集团军军长何燕然和第39军116师师长许峰。
据刘亚洲在《信念与道德》内部报告中透露，当第28军于6月4日清晨7时左右，在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遭到广大民众拦阻时，在指挥车里带队的军长何燕然与政治委员张明春不但没有率队强行开进，反而顺势停滞不前，而且两人神态轻松，有说有笑的。军长手搭凉棚往前一看，说了一句话：“遍地青纱帐。”政委随即接了一句：“十万青年十万军。”……
事后，军长何燕然和政委张明春遭降级处分，何燕然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张明春调任吉林省军区副政委。
吴仁华说，第28军在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受到民众阻拦是事实。该部队官兵们开始都不相信6月3日晚上和6月4日凌晨发生屠杀，强调“人民军队绝不会向人民群众开枪”。一些年轻人跑到附近的复兴医院，高喊着：“要血衣，要血衣，28军官兵不相信军队会向群众开枪。”
这些人很快从复兴医院拿到很多血衣给28军的官兵送去。“血的事实立即震撼了整个陆军第28集团军，导致军心涣散，许多战士气愤地撕掉领章，扯下帽徽，有的战士甚至把枪枝扔到了护城河里。靠近木樨地立交桥约有七、八十辆车的军人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整个部队几乎失去控制。”……
到了中午12点半左右，戒严部队指挥部总指挥刘华清(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特地指令空军司令员王海，派了一架军用直升机飞到木樨地28军受阻部队上空，用高音喇叭反复传达中央军委的命令：“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还击！”实际上是在公开下达开枪命令。
但是，28军始终没有执行中央军委向天安门广场武力挺进的命令，相反，有一个战士(一说是退伍军人)开着装甲车，用高射机枪向传达命令的军用直升机扫射，将军用直升机打跑了。
在六四事件中，像28军这样消极抗命的部队和军人其实不少，许多被认为是因为迷路而未能按时到达预定地点的部队，实际上是故意装做迷路，许多被列入失踪名单的军人，实际上是临阵弃械脱逃，当时在北京各处的护城河里都可以找到被军人丢弃的枪枝。

许峰师长消极抗命
在消极抗命的军人中，陆军第39集团军116师师长许峰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第116师奉命向北京城内进军途中，遇到一批又一批群众的顽强堵截，整个部队的行进速度非常缓慢，于是按照预定方案改走另一条路线。
当晚，师长许峰亲自带领一些参谋人员身穿便装，先头进入北京市区和天安门广场附近察看情况。这时开始有消息在第116师官兵中流传，说是有的部队已经开枪杀人。“许峰从北京市区回来后神态凝重，告诉大家说，现在收不到上级指示，你们也不用找我了。说完这番话，就一头钻进了师部的通讯车里待着，再也不露面。”
随后，许峰带着部队一直在北京城外转悠，说是一直收不到上级指示。实际上，当时第116师高炮团一营营部的电台，一再收到了中央军委的焦急呼叫，许峰始终不响应。不明底细、头脑简单的高炮团一营营长还私下对人嘀咕：“奇怪，这明明不是可以收得到上级的呼叫吗？师长为什么一直说联系不上呢？”听的人忍不住暗自发笑，但不愿点破奥秘。
在许峰师长带头消极抗命的情况下，第116师除了步兵团 (第347团)在团长艾虎生、政治委员刘建星的带领下，全体官兵上了刺刀，于6月4日凌晨按时抵达天安门广场，参与了天安门广场的清场行动。其它各团一直到6月5日，才在其它部队的变相押解下到达天安门广场执行任务。
许峰因为表现“不好”，六四事件后被迫转业离开军队。
为了镇压1989年民主运动，邓小平、杨尚昆到底动用了多少军队？至今仍然是一个秘密，人们无法获得准确的资料。关于参加北京戒严的解放军部队总人数，迄今为止，有说是18万，有说是23万，也有说是25万。“从目前已知的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情况分析，邓小平、杨尚昆他们动用了18万到25万的解放军野战部队进京应该是可信的”。

首当其冲死伤惨重
6月4日凌晨2时许，集结在天安门城楼金水桥前的第38集团军，派出一支特种部队(侦察兵 )小分队进入天安门广场北端，对天安门广场边沿地区进行扫荡。
位于天安门广场西北角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总部首当其冲。工自联总部原先驻扎在天安门城楼西观礼台处，当戒严部队开枪镇压事件发生后，工人弟兄们出于保护集结在纪念碑底座一带学生队伍的考虑，特意将总部迁移到天安门广场西北角，这里是戒严部队从西长安街进入天安门广场的必经之地。
工自联成员遭到特种部队的血腥扫荡，总部帐篷起火，逐渐蔓延为冲天火焰。据一位幸免于难的工人回来报告说，当时约有30余名工人遇难。
参与特种部队清场行动一名军人回忆说，任务中原有逮捕高自联领导成员这一项，但根据事态进展，恐怕“节外生枝”，临时放弃计画。
6月3日，吴仁华受“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委托，组织特别纠察队赴天安门广场维护秩序，没想到遭遇“中国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夜”。
那一晚，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有一支为数三十来人的工人纠察队与吴仁华等人协同执行维护秩序的任务。当戒严部队军人血腥镇压的枪声打响后，这些工人纠察队员们随即一批批奔赴最危险、最前线的西长安街一带。
6月4日凌晨1时许，一位浑身是血的青年工人跑回来泣不成声地说，他是唯一的生存者，与他同行的工人弟兄们都英勇牺牲了……
吴仁华说：“此时，这支工人纠察队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仅存的两位女青年，猛然甩掉披在身上的旧军大衣，情绪极为冲动地就要跟着这位浑身是血的青年工人，一起冲向西长安街一带。她俩那么年轻，又是女性，由她俩去阻挡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让人觉得太过残忍，实在令人无法接受。”
吴仁华和在场的几位特别纠察队员流着泪苦苦地劝阻她俩，坚决不放她俩前行：“求求你俩，别去了！千万别去了！我们良心上受不了！受不了呀！……她俩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泣不成声地说：“同行的弟兄们都死了，我们不能贪生不去呀……””最终，她俩还是随着那位浑身是血的青年工人走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
“我终身不会忘记这两位女青年，不会忘记那些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为了保护坚守在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为了争取民主与自由而英勇献身的工人弟兄们。在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候，他们的勇敢程度远远超过了知识分子，充分表现了人性的高贵。”

那一夜心中只有恨
作为六部口中共坦克辗压学生撤退队伍的现场目击者之一，吴仁华亲眼目睹了三辆坦克追逐辗压11名学生的暴行。
6月4日清晨7时许，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开始从六部口东边的新华北街拐上西长安街，居民扶老携幼出来观看。“人群中有一位中年男子穿著短裤背心，抱着小孩站在家门口，只见他突然把怀中的孩子交给身旁的女人，走上前来，把自己脚上的拖鞋递给了一位用布包脚的学生。一位年纪稍大些的男子见状，也随即跑回自家院子拿来一双鞋子送给一位赤脚的学生。在整个过程中，他们都默默的没说一句话。”
发生在眼前的这一幕，让吴仁华情不自禁泪流满面。他说：“这一夜我心中只有恨，这时才感觉到爱。”
尽管在天安门广场经历了血腥镇压，但是，善良天真的学生们还是料想不到当局会残忍到动用坦克继续追杀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正在返校途中的和平有序的学生。
当时中国政法大学约20余名师生打着一面校旗，走在西长安街邮电大楼附近。其它撤出广场的学生，也打着各自学校的旗帜，有秩序地由东往西走在长安街北边的自行车道上。
“就在这个时候，三辆坦克从天安门广场方向开过来，一边发射着散发出淡黄色烟雾的毒气弹，一边沿着正行走着数千名学生队伍的自行车道快速地追辗过来。一时间，长安大街上弥漫着淡黄色的烟雾。这种淡黄色的烟雾不像是催泪瓦斯，因为尽管它极富刺激性，但并不催人泪下，而是一旦吸入之后，就会让人当即感到胸闷气短，透不过气来。许多学生吸入淡黄色的烟雾后痛苦地趴在人行道上干呕不止。”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系的青年女教师张丽英，因为过多吸入这种淡黄色的烟雾，当场晕倒在路旁，被学生送往医院急救。一位曾经吸入这种淡黄色烟雾的学生，事后谈到这种气味的感觉是，“让人掏心扯肺的，一个星期后症状才完全消失”。
吴仁华指出，氯气弹会给人体造成永久伤害、甚至死亡，应该属于国际禁止的化学武器。可是，当局为了镇压，竟然无所不用其极。
吴仁华在洛杉矶主办《新闻自由导报》时，结识一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他在六部口坦克追逐辗压学生事件中也受了伤。幸运的是，由于个子小，当坦克从他的头顶开过去时，他正好处在两条履带之间，除了左手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之外，居然没有受重大伤害。
吴仁华回忆，当时他和数百名学生为了躲避坦克追压，纷纷拚死翻越绿色尖头铁栅栏，欲进入邮电大楼的大院子暂时避难，而把门的武装警察竟然紧闭大门，拒绝让学生们入内。
待坦克过去，比吴仁华所处位置稍后的学生们已惨遭不幸，11名学生当场惨死坦克轮下。
北京科技大学（原北京钢铁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宽宝，当时和同校的博士研究生林仁富各自推着一辆自行车走在自行车道上，当周围的学生开始奔逃时，他俩不相信如此行走也会有危险，就没有跟着一起逃。没想到一念之差，两人顷刻之间便倒在坦克的履带下，林仁富当场死亡，王宽宝身受重伤，整个骨盆被轧成粉碎性骨折，数年中做了多次大手术，伤口多年后仍没有愈合。因输血染上“丙肝”病菌，无法再做手术。“受伤的部位可怕极了，整个臀部已无一处完好的地方”。
经过“天安门母亲”代表性人物丁子霖多年寻访，目前已经寻找到六部口坦克轧人惨案的五名死者和九名伤者，一共14人。其中13人有姓名、年龄、所在单位、受伤部位及致残、致死原因。还有一名伤者是位女大学生，不愿公开姓名。6月4日凌晨，她参加了一支自发组成的临时救护队，在西长安街上抢救伤者，“发了疯的坦克竟然压向这位女学生，将她一条大腿轧成粉碎性骨折”。
五位遇难者是林仁富、董晓军、王培文、田道民、龚纪芳；受伤的九人是方政、王宽宝、权锡平、刘华等，还有一名伤者是位女大学生，不愿公开姓名。6 月 4 日凌晨她参加了一支自发组成的临时救护队，在西长安街上抢救伤者，“发了疯的坦克竟然压向这位女学生，将她一条大腿轧成粉碎性骨折”。
另外四名伤者苏文魁、赵国庆、钱奕新和单连军，都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有的被轧成重伤，有的留下终身残疾。
在上述五名遇难学生中，龚纪芳是唯一一位不是死于坦克辗压或撞击的遇难者。她左胳膊中弹倒地，因吸入大量的毒气造成昏迷，被民众送入北京市红十字会急救中心，经抢救无效身亡。死亡证明书上载明：死因主要是由于吸入毒气造成肺部糜烂。另外，龚纪芳左胳膊的伤口很大，像是中了俗称“炸子”的开花弹（达姆弹）。

人性的光辉与丑陋
在被坦克辗压受伤的学生中，失去双腿的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的经历最具典型意义，也最让人感叹。
当坦克追逐学生队伍快速辗轧过来时，方政没有只顾自己逃生，而是见义勇为，抱起一名因吸入毒气和惊吓过度晕倒在地的同校女学生向路旁移动。一瞥眼，方政发现一辆坦克近在咫尺快速辗轧过来，粗大的大炮筒子就在他的头顶，他赶紧将怀中的女学生奋力推出去，自己却躲避不及，上半身被夹在坦克两条履带中间，两腿不幸遭到坦克辗压，履带上的链条绞着他的腿及裤子，将他拖出很长一段路，才挣扎着从坦克的履带上掉下来，滚落路边昏死过去。
方政被好心的民众帮忙包扎了伤口，快速送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救治，保住了生命，但失去了双腿，右腿上部三分之一高位截肢，左腿膝盖下五公分处截肢。
方政的苦难并没有就此结束，他出院返校后遭遇到连串精神折磨。在六四事件后的大清查运动中，重度伤残的方政被公安部门和北京体育学院列为重点清查对象。方政如实写出在六部口被坦克辗压的经过，有关部门却非要他改口说是被汽车或装甲车辗压，绝对不能提到坦克，并要求他对坦克辗压学生一事保持沉默，遭他坚决拒绝。
有关部门甚至怀疑方政在事件发生时有暴力行为，“否则为什么会遭到坦克辗压？”方政始终表示所说所写都是事实。校方就去调查那名被方政所救的女学生，令人意外的是，那名女生既不愿为方政作证，也不承认当时与他在一起。
北京科技大学青年女教师吴蓓和一位姓曹的职工，都是六部口坦克追逐辗压学生队伍事件的目击者，当她俩得知那名女生不愿为方政作证后，非常气愤，主动为他作证。

人类历史最残忍瞬间
吴仁华悲愤地说：“六部口坦克辗压学生队伍事件太残酷了！现场的情景太悲惨了！目睹者无不痛哭流涕，当时痛哭声震天动地。从小就在书本上读到‘血腥‘这两个字，而只有站在六部口肝脑涂地、鲜血四溅的坦克辗压学生队伍的现场，我才真正明白“血腥”这两个字的含义。我深受震撼，死亡是如此之惨烈，生命是如此之脆弱，现实是如此之残酷，而心情是如此之伤痛。”
从此以后，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一瞬间永远铭刻在吴仁华的脑海中：“五具遇难学生的遗体散乱地横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马路上，最西面的一具遇难者遗体距离人行道两米多远，头朝着西北仰面躺着，脑袋中间开了一个大洞，像豆腐脑一样的脑浆，参杂着许多红色的血丝向前喷射出一米多远。另外四具遇难者遗体倒在离这具遗体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具遇难者遗体被轧到了自行车上，与自行车粘到了一起。”
吴仁华指出，准确地说，部分死难学生不是被坦克辗死的，而是被坦克活活挤死的。在三辆坦克到达前，他们已经紧急躲避，有的已经越过绿色尖头铁栅栏，有的虽然来不及或无力越过绿色尖头铁栅栏，但已经让开道路，紧贴在绿色尖头铁栅栏旁。
可是，其中一辆坦克并不照直前行，而是故意掉头挤倒路边的绿色尖头铁栅栏，冲上人行道，把这些学生活活挤死在绿色尖头铁栅栏处，然后又猛地掉转头，甩倒几名学生。
《戒严一日》一书中有一篇题为《红墙外的较量》的文章，吴仁华指证作者就是亲身参与并指挥上述三辆坦克追逐辗压学生队伍行动的指挥官、陆军第38集团军坦克第六师上校团长罗刚。
吴仁华呼吁，“让历史和我们都牢牢记住罗刚这个名字，直到有一天将他送上审判台为止，只有这样，那些在六部口事件中惨死的遇难者在天之灵才能安息，他们的亲属以及受伤致残学生长期受到伤害的心灵才能逐渐平复。”

　 狱中作家委员会录入：王一梁 责任编辑：王一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