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程益中答南方人物周刊：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做人的学问》

我对动不动就说中国人这中国人那的论调特别反感，原来我也有一段时间喜欢这么说话，显得自己站的位置比较高，话说得比较大气，可后来就总是觉得如此说很傻气了。我倒不是站在民族沙文主义的角度来拒绝人们说中国人不好，我只感觉这么说话特别不负责任，一下子打击了一个国家的人。如此就更显得那个人面对中国文化状态的无知了，或者说他没有进行深刻的思考就说出话了。

尤其是中国人骂中国人，是有一定的“怒其不振恨其不争”的意思在里面，也使心急且粗糙的表现了，从另一方面也能够看出他们感到自己的孤独和无能，只有单纯的思想却拿不出具体的实践来影响社会的风气，所以只能骂了。他们是清高而无助的。

尽自己的力量去实现和伸张自己的理想，我觉得挺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么，挺好，可如果遇到了坎坷就气急败坏的骂骂咧咧，就中国人长中国人短的横挑鼻子竖挑眼，那就很可悲且可笑了么。康有为在民间没有得到什么好名声，也是如此，他没学会屈尊于民的因势利导。

歪了脚骂路破
睡不着觉赖枕头
也对也是人之常情
若仅是骂骂赖赖
路还是不好
枕头仍不适合睡觉

从路不好一直骂到修路的
从枕头套儿一直赖到枕头瓤子
也无可厚非合情合理
可还有别的原因呢
走多了路难免的朽
睡长了枕心儿难免的糗

淘晒枕心儿是几天的事儿
重新修路可是几年的事儿
买了一个新枕头还得花钱呢
修好一条路也不是一个人能干的
你把枕头赖死了你睡什么啊？
你把修路师傅骂疼了谁来帮你啊？

（嗯，骂特定的几个修路师傅也没大事儿，可如果随便逮着一个修路师傅就没鼻子没脸的数落，乃至不分青红皂白的否定了全天下的修路师傅，那就是把全天下的修路师傅都给得罪了么，那就自然是失道寡助了么。）




>玛雅 wrote:
>做人的学问如此糟粕，衬托的是险恶的生存环境与巨大的人口密集度。为了生存，不苟且就活不了，活不了还逼你活着，死还不让你死得轻松。这样残忍的生存状态存在很久了。他说得不彻底而已。




这个吧，做人的学问是很多的，有好有坏有积极也有消极的，不仅仅是中国有，各个民族都有，正因为学问的不同，才导致了各个民族性格的差异。而且中国人的做人的学问也不是很统一的某一种，社会阶层不同、所处环境不同、地理位置不同，甚至家庭背景不同，其学问都大大的不一样，就像方言一样。

我原来论述过一些网络论坛用语，比如说“偶”“酱紫”“表”“orz”等等这些可以认为是网络上诞生的方言。一个环境产生一种文化，甚至一种语言。我原来在我的小说《老马（赌）》里列举了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兰州大学97级化学系的独特语言，那时小环境内部交流专用的，也是用了四年才渐渐成形的一套方言，比如说“抱一把冷sóng（微软字库里没这个字儿）”“不KiQ了”这样的，别人不一定能够听得懂。

只要有交往，就一定是有那种“没有明文规定的学问”的。比如说现代的古典音乐会，尤其是歌剧表演，在参加之前有经验的观众往往就会告诉没经验的观众，要把手机关上，音乐演奏的时候要肃穆安静，像个有修养的样子，不要喧哗不要乱走动，演奏完了之后要鼓掌，等等。我一开始以为西方古典音乐会都是如此呢，后来看了一本儿书，发现现代的这种对观众的要求实际上是布尔乔亚文化后遗症。说在18、19世纪的欧洲，歌剧表演现场跟中国早期的戏园子的气氛差不多，如果音乐不好的话，是会有人骂街的，并且往往底下观众并不在意台上都在干吗，该嗑瓜子儿还是嗑瓜子儿，该吐痰还是吐痰的。我听富特文格勒早期的指挥录音里，什么烂七八糟的声响都能听到。实际上那些布尔乔亚作风也是一种做人的学问了，实话说我看不惯那个。在北大听国家交响乐团指挥“肖十”，我就因为那些管乐因控制不住而出现的混乱站起来骂他们傻逼来着。不好就是不好，甭给他们面子。当然，好就是好，听高兴了，听张维良的《平沙落雁》我也吹过口哨欢呼过。不能把观众对音乐的强烈反应只留给摇滚现场么。

有些混社会的学问，你排斥无所谓，所有人排斥都无所谓，但只要一个集体里有一个人精于此道了，那么那个人就会很快成功，而且这门混社会的学问马上就雪崩般的感染一大群人来学习。毛泽东不就是这么起来的么，当时他周围的那帮人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书呆子，他的那一套别人不会也排斥，但他就精于此道，知道怎么混社会怎么耍手腕儿玩儿政治，所以就起来了么。他的那套学问说来不新鲜，也挺小儿科的，比唐朝来俊臣的《罗织经》差远了，但因为毛泽东的成功立刻传播的很快，都写进党章了。当时的革命青年大多是知识分子或者比较有素养的工人，从小流氓地痞混出来的不多，所以老毛的那一套他们就一时没有了防备，正好措手不及了。毛泽东如果遇到了曾国藩，他也不灵，曾国藩什么人啊，人家正宗的文痞，老流氓了。曾国藩、梁启超敢跑到商店里撕自己写的字儿，毛泽东敢吗？他不敢，太嫩。

一物降一物，当年跑旧金山做生意的那帮华人也想跟美国政府动手腕儿来着，后都肉烂在锅里了，形成了内斗，内耗太大，结果美国地痞镇压了几次那些华人就不灵了（嗯，另外，吃生肉吃牛排的长大的难免是要比吃葱姜蒜长大的有把子蛮力气么）。终归自由女神和观音菩萨长得还不是太一样么。后来得到了这么一条生存哲学又流传到大陆来了，叫“态度决定成败”，啥意思？还是做人的学问。中国的现代企业管理中搞什么企业文化，花样繁多。我到外企听过几次这方面的培训课，日英法德文都有，我就是免费的瞎听，后来又从北汽集团的人事部找补了一些基础知识，一看全是洗脑，全是“做人的学问”。

所以我发现古今中外哪儿都有“做人的学问”，混社会没点儿学问就是不成，就是要吃亏的。说“吃亏是福”，这句话本身就是个“做人的学问”，老好人儿么。除非是主动杜绝和社会发生联系，或者与社会发生了物理隔离，那就不用啥学问了，用科学就足够了。

中国是经历过三灾八难的地方，换一个朝代就灭一群爱国志士，绝一次好人的基因，活到现在的，谁得血都不干净，也就不用硬着头皮说自己根儿红苗儿正了，不是说揣了一张绿卡自己就跟着脱胎换骨了。既来之则安之，涉及到了某个领域需要腐败做人的学问了，我认为还是听人劝吃饱饭。《西游记》里反复强调了“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也是此意。待取到了真经，有了说话的分量，再图改变也不迟，到时候谁还管你唐僧在路上动那些对孙悟空的小心眼儿还屁滚尿流的怕妖精啊，都叫他“旃檀功德佛”了。这个意思可以看看那个小说《苍浪之水》，说得很明白也很露骨的。

我觉得有个相声，好像是杨少华说的，叫《惯着他》，说得挺到位的，类似的小说我也看过一些。你坏你腐败那我就惯着你，虽然不一定助纣为虐吧，至少也是学学你的“做人的学问”，顺着你的心意走，不影响你耍，恶有恶报，没报就是恶还小，等把你的恶惯大了，恶贯满盈罄竹难书了，也就自然垮台了。《三国演义》里吴国的破灭不就是这么来的么。建国之初的那一段时间就是政府里的贤臣太多了，其实看到“反右”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一些端倪，如果那个时候就出个“四人帮”，中国就能早稳定几年。斯大林有一个贝利亚，还不够，要有十个贝利亚，把武将给杀干净，把红军都给扔西伯利亚去，然后德国占领莫斯科，拉长德国的战线，让它和日本直接打，狗咬狗的时候，再把托洛茨基从墨西哥接回来（好像那时候老托已经死了哈）再搞一次十月革命，如此，苏联可能会活的时间更长一些，至少如此的东欧的日子会过得好一些么。

看出要崩溃的风头的时候，欲擒故纵，不失是一个好法子。否极泰来么。如果总是拒绝那些讨厌的“做人的学问”，独善其身，那个“否”就总不会“极”，就总不会除掉这些失败的病根子。所以，如果环境需要了的话，应用程益中所谓的“做人的学问”上我从来不手软。我现在学而不用，是因为我还没遇到过那种险恶的生存环境；学到了就好，方便写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