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全传》读后感

　　看完了《水浒全传》，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三本儿。因为书太旧了，是我姥爷传下来的，封面封底都丢了，并且缺页破页（所以我有一部分是在网络上看的，网络上的《水浒》校对很差劲，让我很愤怒），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具体什么时候出版的了。我本来知道它是施耐庵写的，可后来到网上查询了一下，关于作者竟然也有四种说法，有说是施耐庵自己写的，有说是施耐庵写了一大部分，后面的是罗贯中写的，有说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编定的，有说是罗贯中写的，因为“施耐庵”倒过来就是“俺乃是”，说一个版本的作者署名是“施耐庵—罗贯中”，于是就推测此为罗贯中自己写的。另外对这俩人谁是老师谁是学生也有好几种说法，人们好像是把罗贯中的一些情况搞明白了，对施耐庵了解的不多。嗯，是笔糊涂账，一本儿小说发表出来不就是为了让人们说三道四的么？要不就不会二次创作和文本研究了。后来我在潘家园看到了删节改写版的《水浒》，文革时候的版本，把里面的脏话不健康内容和招安后的憋屈都给删了，而且大段大段的翻译成了白话文普通话，当然不好看了，可终也算是个二次创作哈。
　　我这是第一次看《水浒》，看的时候和爸爸和同事都有交流，听他们说李逵是在梁山泊被毒死的，还有就是梁山好汉是在征辽的时候全军覆没的，有这两条我就开始空白的大发感慨了，结果在议论的时候说了很多忘乎所以的话，也遭到了很多人的笑话。嗯，现在看完了，我多少也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另外，我发现我的记忆力是非常差劲的，同事说我记性好，可我感觉如果要把《三国》《水浒》里面的脉络整明白，就我现在的记忆来说还不成，这两个小说我还时有混淆，里面的人物命运我还记不太清楚。昨天和同事讨论《三国》，说魏延死的那一段，我记得魏延对面是姜伯约，同事提醒说当时魏延对面是杨仪，嗯，我记性就是这么差。而且水浒里面的绰号、将名、星名我还有些对不上号，在看到最后的时候我都忘了前面说的“九尾龟陶宗旺”有什么本事了。
　　书归正传，《水浒》的结构是很显眼的，分成三个部分，“聚义”、“三招”、“四战”，这三个部分在笔法上有些区别，尤其是第三部分的笔法，多少已经有些《三国》味儿了。
　　第三部分中一些诗文里只提到了征辽和擒方腊，而打田虎、王庆则是时而一说。从章节上看，打田虎所得众将在打王庆的时候死了一部分，剩下的也都走了，只留下了叶清、琼英。在擒方腊一节里提到张清的时候，对琼英也只是一笔带过。这给我感觉打田虎、王庆这两部分好像是后来加上去的。田虎王庆两部分说来还是有用的。
　　首先是给入云龙公孙胜离开众英雄拿出了一个情感上的铺垫，他在田虎那里收的两个徒弟先走去找罗真人，于是他会去找罗真人也成了情理之中的事儿了。公孙胜是第一个离开水浒英雄群的，然后是一个个的被叫走或者留下，被杀害或病死，直到最后只剩下了二十七个人回京。以公孙胜作为一个开端，从当时宋江的表现上已经给后面的故事中的各种凄惨打下了伏笔。
　　然后是给鲁智深在方腊战斗中的神出鬼没给了一个解释，他在打田虎的时候于阵前突然失踪了一把，后来又冒出来了，擒得了一员大将，说是到了一个地洞里怎么样然后又出来了；在方腊阵里也是从卢俊义的战场突然消失，后又在宋江打苏州的时候从一个小胡同里钻出来了；最后擒方腊，先追夏侯成入深林，又冷不丁出来给了方腊一禅杖，这三个地方说来都特别蹊跷，而后两次作者并没有再说鲁智深怎么消失后又出来的，如果没有田虎那一次，读者就会感到十分唐突生硬了。有些时候事儿发展到这份儿上了，作者就得硬着头皮说有，无中生有也得说有，可不好看，怎么办？就要在其他情节里找补了。在擒方腊这种悲惨的气氛里，是不适合再加入这么一段地洞神仙的故事的，那样会使文章断气，降低了故事的感染力，所以就在田虎那里突然闹这么一出，遥控着来圆这个场儿。
　　还有就是为打完方腊之后各位英雄散伙提供心理气氛，这些气氛在打方腊之前的一部分在经成的文字里也渲染了，可感觉还是有点儿突然，于是用二十章的大胜仗却受封很少来铺垫。其中田虎转王庆一节很有意思，英雄们根本没有回京呢，只是听到了有人去京城报信儿，就准备直接去打王庆，可见其心之忠，反衬其命之苦。
　　打王庆一部分里对王庆多么草包多么流氓的叙述用了四个章节，用的笔法是些“聚义”时的笔法，前后因此形成了对照。因为《水浒》中的笔法变化是很明显的，它的笔法渐变和重复是有一定的用途的，不同的笔法形成了不同的叙述色彩，也是读者在看那些故事的时候心态多少有些不同。王庆发迹的过程更多的是说政府的无能，田虎的发迹更多的是说政府的官盗一家，也都是对当时宋朝社会的揭露。这些对照里最典型的是王庆与那个街头武枪棒的对打，那句“来，来，来”让人想起了当年林冲和洪教头的对打，而王庆刺杀张官营的情景与武松刺杀张督监的前半部分也是很相像的，投房山一节浓缩了晁盖斗王伦，等等吧，王庆的这四章通过对照大概的回顾了“聚义”开始的一部分的情景，通过我感觉也是在告诉读者“当时的水浒聚义还可以这么发展”，如果这么发展下来所得到的结果他们就不是英雄了，从而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通过王庆发迹的笔法上与“聚义”的对照，首先是让读者缓口气，轻松一下，其次是方便比较王庆与水泊梁山之间的不同，其中说王庆方面的草包之多也多少想预兆着打王庆不会是比打田虎更困难的事儿。可实际的情节呢？打王庆时却损失了从田虎处招来的一些将领，这已经说明了水浒英雄的好运不久矣，为后面的更多的伤亡打下了伏笔。这已使读者心中添悲，后来渐渐的往悲了写，直到燕青射雁（这与花荣射雁也形成了对照，还有武松打虎和李逵打虎的对照，这些对照都有点儿意思，我这里且略过不说），通过宋江的话点明了悲剧的主题，到最后一章，平缓的结束了一个悲剧。
　　从这一套悲化的叙述过程中，作者也就慢慢的点明了他要说的话，他主旨是在骂“忠”，顺便骂“义”，《三国》是主旨骂“义”，顺便骂“忠”，“忠”“义”都耽误事儿，这两部作品在这点上还是有共识的。相比之下《三国》写的更放得开一些，没有过多的道德羁绊，显得更混蛋一些。《水浒》是用奸臣当道，形成了灰色恐怖，以这种恐怖来警世人心。
　　《水浒》全文是慢慢的走向压抑的，以至于到最后道君神游梁山泊的时候，给人感觉是重重的悲惨黑暗中仍还有一丝光明，这个光明自然是虚妄的，是空想的，但也是一种寄托，那就是老百姓都缅怀水浒英雄，在一个乱世里，水浒英雄们给了老百姓一个精神慰籍。
　　“巧合”与“铺垫”是《水浒》的两大特点。
　　“巧合”简直成了推动故事发展的主要力量，以至于给我感觉有些“牵强附会”了，在确定的时间地点就一定要出现一个确定的人物事情，这与贯穿通篇的鬼神天命的思想产生了共鸣，形成了篇章结构与细部结构之间的统一。而且从“四战”中可以看到了其人物事件又多与五行八卦严丝合缝，从中大概能够看出作者是如何谋篇的。我感觉作者在设计故事的时候先确定了一个大概的思想，比如说五行八卦，然后再把这个思路具体化，往里面填人物，再给每个人物之间确定关系以及各自的事件，渐渐具体，敷衍成了一篇小说的模样。它是把“巧合”当成了前提，而不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工具，从各种梦兆、玄女经、天石碣以及各位高僧真人的偈语，这些是巧合的核心部分，其他的内容都是围绕这个核心，使它成为现实并且运动起来，衍生出事件来。这种谋篇的思想类似于数学里的“分形”，不过作者并没有把所有的衍生出来的事件都写出来，而是有所选择和跳跃的，这种谋篇方法在我的阅读经历中是很少见的。就如同我先定出了“五”，然后再往两边分裂出了“三”和“七”，然后再分裂为“二四六八”，最后是“一”和“九”，而我在写的时侯则是从“一”写到“九”的，读者不会注意到其中的破绽，进而形成了“巧合连连”的完整篇章。
　　“铺垫”是从结章到细节上都用到了的。在描写战场和仪式的时候，他用的只是些套话，多次出现，可以说是对文章的气氛的最基本的铺垫，像是底色，如“轻舒猿臂，款扭狼腰”，如“呼兄喊弟，觅子寻爷”，如“只恨爷娘少生了两条腿”，如“拜舞起居，山呼万岁”等等，这样的套话很多，这也是写小说的基本功，据说说相声的说评书的也有一些类似的套话，属于基本材料，拿来就用的。还有大段的重复，这个已经有些评《水浒》文章提到过了，前面提到了一件事儿，后面遇到别人的时候再重述一遍，以加深读者的记忆。也有这样的重复，同一件事情发生在不同的战斗中，这个在《水浒》中用的很多，在《三国》里用的就不多了，比如说诈逃后放冷箭，对阵搦战时的对骂，攻城守城时木石土雷强弓硬弩，深栽鹿角沟壑篱栅，都是套话的一种。从这些套话用语里也能够看出《水浒》前后部分的变化，比如说前文用“搦战”，后文是“掿战”，前文多用情节的重复来使读者记忆清楚有条理，而后文则多是“各位看官请记下这节”这样的辅助提示语言。这些都是语言细节上的铺垫。在人物出场、阵势出场时用了很多话，说完了这一大套话才真正开战，有诗词、姘语，对地点的描述也是如此，堆叠铺垫，让人觉得好看、热闹，而实际上可能那事儿并不是很大。比如说打辽的时候，辽的一员大将叫“琼妖纳延”，出场何其威风，用了几百字说他多牛，又是诗又是词，很热闹，然后没两下儿就被打死了。紧接着是下一个，走马灯一样的，好像是曲利出清吧，我忘了。嗯，观赏性很强，比较解闷儿。作者让大家看的都是各位人物的身量、打扮、威风、气派，如“吐了一个门户”这样的，大段大段的铺垫，很像是舞台戏，舞台的痕迹是很重的。情节上的铺垫用的“连环法”，比如说要写李逵入衙门装知县，用这个情节来嘲笑官府，作者做了很久的铺垫，先说李逵怕燕青，因为燕青会摔跤，然后说燕青和李逵参加泰山那边儿的摔跤庙会，燕青赢了，李逵闹事儿后跑了，然后跑到个地方当了把知县。整个情节铺排得气韵很长，城府很深。在通篇结构上的铺垫更是明显了，“聚义”“三招”“四战”，一节节的铺。
　　在对话上我感觉并不像别人说得那么有个性，大多是情景对话，到这时候就该这么说，倒是从有些小动作小细节上能够看出来人物性格的变化。比如说在征辽打田虎的时候，将士之间为了避免争功而时有谦让，而在打王庆方腊的时候则显得浮躁得多了，即便死了将士，还是不管是否打胜，稍有战功，就马上论功请赏，这中间的兄弟之情倒被名利之心冲淡漠了，从前后文来看，当时众位英雄的心态更像是拿打仗当饭碗，及时行乐，直到阮小七最后那段儿撒野，倒显出了些英雄本色，可也是有名利心下的痴癫的。为了争功而不注意协作，这也是打王庆方腊死伤人多的一个原因。
　　到后来李逵的作用很大，他是这一群好汉里说话始终保持本色的一个，多有使人动情的地方，比如说打田虎的时候他叙述他的梦，那不是一般的平铺直叙，而是有惨气在其中的，是能够让人感到血性的。再看别人的话则和小说的叙述语言相差不多了，他们的语言个性多是和自己的际遇和本领有关，而且大多在聚义前有些个性，在聚义后就平淡化了，比如说武松，从行为到语言的变化是很明显的，还有张青和孙二娘也是如此。聚义后不能伸张个性，但团结使他们更有了力量，从“三招”开始就很少看到谁的单个表演了，往往是为了逮到一个人或者赢得一场战斗，而群体出动，很多人并没怎么打，只是追了追，或者埋伏了一下，显不出自己的本领，这本身就限制了每个英雄的发展，给聚义后的水浒渐渐埋下了不稳定的伏笔，使读者感到水浒的散伙是早晚的，它只能风光一时。有两个例外，是神水将军单廷珪和神火将军魏定国，这俩人一出场关胜招降的时候被吹得很牛逼，可从头到尾就没拿出过水火之神力来，也就是在田虎的阵里合作攻了一攻，还被打败了，还是公孙胜解救的，最后他俩在方腊阵死得也很失败，总之是从头窝囊到了尾，我感觉是和他俩的名字暗喻朝廷文武有关。而且我发现水浒英雄都不注意收徒弟培养新一代将领，那么水浒势必会从新鲜的变成老朽的，如果安道全、公孙胜各自收了徒弟留在好汉中，那么在打方腊的时候其伤亡或许会小一些。
　　或许作者也感到在聚义后不好驾驭这么多个性，索性就只留下了宋江、戴宗、李逵、张清、燕青这五个人明显多写，其余的也就约略化了。这样“聚义”的铺垫成了一个重头戏，到后来的笔法就多少有些像《三国》了。不过呢，《三国》中的人物刻画是很成功的，我认为有更多的历史为凭的情况下更是有利于作者的发挥。
　　可以看出施耐庵在写《水浒》的时候至少分成了两步，第一步是写了或者搜集了大量的诗词，描写各个人物各个时期各个情景。这看上去花了不少时间，前面以临江仙居多，中间以西江月居多，后面以绝句律诗居多，而且每一首词中都有应景的提示。在打田虎王庆的部分中诗词量相对小了，我想如果是补写的话，其中的诗词是辑佚来的，可能作者一开始曾想写这两段故事，就为此处情节作了一部分诗词，但最终没确定要写，所以诗词量较少，后来人在补写的时候也照样把这些诗词又套用到叙述中去了。从燕青进京城如内苑看屏风上的那四个贼首，可以看出当时是要写田虎王庆的，至少这里已经有了伏笔，至于是否铺张开则是作者自己的心意了。第二步是铺故事，把诗词镶入叙述中，还能够看出有些诗词是后来加进去的，因为那些诗词较其它诗词更是贴近情节和气氛，不显得突兀，而且往往短小，也更不讲究韵脚。
　　《水浒》的整个逻辑都是神鬼天命，这是很容易看出来的，此时如果把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对比着看，确实能够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第一章放出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说得很恐怖，仿佛罪恶之源泉被人们挖破了，迸发出来了，从此天下不会再太平了。最后一章则是写各位天罡地煞的最终结局，有人活得不错，有人建功立业了，有人归隐了，剩下的宋江、李逵、花荣、吴用都因为同一个原因死了，所有人的命运都归结为奸臣当道，不容贤仁。用大鱼吃小鱼的逻辑看，多少能够看出作者的主旨，什么比天罡地煞更恶，也是一目了然的。如果没有宋江这个招安狂人天石碣命中注定的领导水浒，也没有九天玄女帮助宋江，那么水泊梁山可能会跟方腊、田虎、王庆那样继续发展成为大军阀割据的状态，如此作者的主旨可就不能伸张了，倒是写得痛快，读者看得也痛快，可这不是作者的表达目的，为了表达目的的实现也就只能让读者委屈一下了，读起来越读越闷越憋屈，其主旨的伸张就越明显，就是要让大鱼吃掉小鱼。所以作者也不忌讳在文章里多多描述恶事，尤其是李逵杀四岁孩子赚朱仝的那段，作者不忌讳，能怎么黑暗就怎么黑暗的写，他这是指桑骂槐呢。作者托名神鬼天命，实际上是着眼于对现实的咒骂，另外神鬼也是联系通篇各个小故事的主要线索，说来作者这么写有封建迷信的逻辑、伦理、情感在内，可也并不仅仅是封建迷信所致。
　　他写后来被辽俘虏了的宋徽宗是有一些同情心的，是把他塑造成了一个不算普通的老百姓，富绅阶级，你看他跟李师师的那几段儿，很正常的人么，嗯，写得很轻，并没有重视君权，所以单说“反奸臣不反昏帝”好像也说不太通。最后擒方腊童贯去监战，童贯原来打过水泊梁山，此时监战却没有受到诸位好汉的白眼，也就单是阮小七闹了那么一次，这好像是有点儿意思的。打睦州前面的那个关时，山前官兵山后众好汉两方夹击才搞定，这好像也是有点儿意思的。作为元末明初的一个汉人，施耐庵在《水浒》里寄托了他自己的一些政治思想，刚脱离了元朝的统治，他此时是有些民族主义精神的，所以他对汉君汉军总是想到了团结，但对汉奸则要恨之入骨。《水浒》承载的这些想法可后人往往不能理解，后人想的多和水浒好汉们所想相合，这也挺好的，终归也是文章众多所指之一，也是追求天下大治的拳拳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