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山回忆录》读后感

　　看完了《双山回忆录》，王凡西著，东方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４年９月第１版第一次印刷。
　　因为时间很晚了，明天还有事情，不能多写。这本书是讲中国托派的一些历史事件的。
　　没什么可说的，一段很难得的历史，解答了我很多疑问，而且是从理论分析上解答的，有一些说服力。而且其中的大部分历史记录给我很大的启发，使我在思考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多了几个方向。一是要看俄国革命史和近现代史，这个很重要，否则我感觉根本不能得到正确的思路，正确的结论就更无从谈起；二是要研究毛著中的历史成分，这是我坚持在做的；三是，这可能是最大的收获，在研究中共党史的时候不能完全运用中国思维，因为从《双山回忆录》里看，他们是有非常强烈的德国思维模式的，或许是托洛茨基思维，如果单纯用中国思维，其中有些我直觉感到是错误的思路不太好理解其错误所在。而挺惭愧，我对德国和法国的哲学史还没有看呢。
　　此书中提到了很多托洛茨基主张，但没有具体的列出来，这是一个遗憾，关于托派的思维方式问题我还得继续查找资料才能够得到自己的判断。不过仅从此书中大段大段的理论分析中约略可以看出托派的理论武器是非常强大的，这有些类似于欧几里德学派用纯粹的几何来解释代数，当然我的这个类比也是想说托派的局限性，就如同欧氏几何的局限性是一样的。我想起了我高中时候的一个数学老师，用繁琐的四则运算来证明三角定理，虽然很有说服力，但是效率很低下。放在中国托派的革命斗争中看，这种效率低下使他们混得很窘迫，接二连三的窘迫，他们还没有分析完理论呢，历史就已经出现新的局面了。所以给我的印象就是托派的思维方式只适合评价历史，当然他们也不是没有可能去创造历史，如果有了更有效的理论工具的话。
　　中国托派的理论水平之高超我认为与他们持续不断的辩论、斗争、思考、分析和写作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有直接关系的，初步可以看到托派中的学术民主，不过也有很多弊病，就是多次分裂，导致力量不统一。少数服从多数，当只有少数人弄明白了应该怎么做的情况下，这种制度是很耽误事儿的。如果双方再完整的继续坚持自己的想法，然后一味的强调那些细微的语言上的差别的时候，对立将大于团结，结果就是什么事儿也干不成，即使是想干些好事儿，也是干不成。中国托派始终如一的保持革命者的纯洁性，纯洁到了细枝末节，这点反而是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缺少中国思维的模糊性，当然这与他们受到的正统教育有关，如果从研究数学的角度上说，他们是很难接受微积分以及更近现代的数学的。
　　好心办不成好事儿，当然也不会做坏事儿。作为学术研究来说，托派是没问题的，很严肃的，而且是有原则的，虽然他的思维模式我还不能认同。他始终就是在一个思维模式里不断的探索、深入，用《何典》里的话说就是“螺蛳壳里翻筋斗”。当然革命者的纯洁性不允许他们去变换思维模式，这也就是左倾革命者们的局限性所在，虽然在探索中确实很有成就，可总的来说是枯竭的无力的。这些学术上的遗憾，我从此书后面附录中的所列的各家各派的读后感里已经能够看出来，它只能靠非革命者来弥补。既然是把革命学术化了的，那就干脆走纯粹的学术道路更好一些，这样可以避免革命者的理想主义的浮躁和肤浅，也避免了理论思维的单调和繁琐。需要灵感，嗯，我认为中国托派的思考是需要有灵感的。等到学术体系完整了之后，再把学术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不用急着发表革命宣言，寻找革命口号，不用那么急，先搞学问，争取不去仅仅当托洛茨基的学生，还要当一个理论的开拓者，渐渐的把这种文化这种精神渗透到世界政治中来，成为一个声音，然后再成为具体的行动，这样做我感觉会更好一些。
　　一提到革命就是生死存亡，就是吹胡子瞪眼的争吵和枪炮，那只能权力政治，而恰恰托派又是反对权谋的，又要革命又反对权谋，结果自己就很矛盾，都是“革命”二字耽误了事儿。看他里面写的组织上海工人的无产阶级运动一段，我感觉已经成了挤出一滴奶就要养活一群牛的状态了，那自然精疲力竭还不得好。有此拳拳之心是好的，这会是很好的做事情的意志，可是力不从心，理论研究还没有那么全面那么透彻的时候，就要干革命，自然也就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了，最后只能是口头上的对某政权的否定，用理论来发发牢骚，看到那个政权乱了烂了就幸灾乐祸，几乎认为自己学习托洛茨基的思想简直是先知先觉，这不是搞学问的态度，这仍旧是闷骚的文人。闷骚的文人乘着民主的春风可以自由发言发展，他可能会影响出几片同样闷骚的群落，但从整个人类社会的角度看，也只是拿到了立锥之地。更何况从最后列举的读后感里，我已经能够看出来大部分《双山回忆录》的读者只是把王凡西当成了一个难得的生物标本来进行观察研究的。
　　处在城市里搞学问的组织总会有一个错觉，就是自己的思想已经很有势力了，在世界上是举足轻重的了，这是一个错觉，从《双山回忆录》中对中国托派在上海、武汉、广州、香港等处的斗争事件中也能够看出他们确实是有这个错觉，然后再对比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来看，这个错觉就真有些让我苦笑了。尤其是当时中国托派总共有四百八十三人，后来还发生了分裂，然后是死的死跑的跑，最后只剩下了不到五个人，他们的革命纯洁性和美丽的理想仍然让他们坚信他们是在多多少少的影响着全世界，说句不好听的，蚍蜉撼大树。而这种错觉实际上在现在世界的政治舆论学术争论里也仍然存在。
　　做出自己满意的事情来，自己感到很有成就感，这很自然，可如果哈哈大笑的认为自己的先锋位置是全人类的楷模，这跟现在北京村儿里那些搞现代艺术的那帮人又有啥区别呢？有了个想法，很好啊，但它就像座山，要“采铜于山”，这才是真正的工作，确实要咬着牙做好的工作，如果不去做，就直接把这座山拿出来卖，它不值钱，而且这座山只能成为个障碍，而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愚公了。